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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洋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

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

前不久，在商业社会里最大的一个商业事件焦点就是301法案引发的中兴事件，时隔不久，又发生另外一个事件，就是联想5G投标之争。两件大事在引起纷纷扬扬的争论背后，聚焦了同一个关键词——新经济。

当前，全球主要经济体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百年低点，而以中国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开始快速发展，于是全球经济振兴发展在寄希望于新经济领域的同时，也掀起了新一轮的争夺战。

如何发展新经济?在这一新名词面前，政府与市场各自的定位在哪里?5月18日，在天府新区兴隆湖畔举行的首届新经济发展论坛上，姚洋教授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引来关注。为此，我们摘录了一些精彩内容以共分享——

中国发展高技术，我认为应处理好两个关系：

第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。中国做事情就是大家一起上，就像我们的光伏产业，所有城市都搞光伏，最后当然也搞成了，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。政府的优势在哪里呢?就是集中资源好办事，办大事，这个是没错。就像我们的大飞机，飞机还没有生产出来，还不知道哪一天能上天，但是我们有了几百家订货，一旦开工了以后，两三年之内就有可能开始盈利了，国外大飞机公司跟我们竞争就非常有难度。像高铁，我预测高铁不可能盈利啊，结果京沪高铁也在盈利，一年一百多亿盈利。中国市场就摆在这儿，所以政府在这上面有优势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政府应该投入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成熟的，那些不成熟领域应该让市场去试错。

另外一个是点与面的关系。政府可能在一些关键点上可以加大投入。第一是国际市场无法获得的技术(比如高端军事技术)，第二是可以带来巨大技术外部性和巨大国内市场的技术，比如航天、导航、大飞机、高铁、芯片等，再一个是可以引领世界的技术，比如高铁、人工智能、线上支付这种。一般性技术恐怕我们应该留给市场去试错，即使市场也不应该面面俱到。

成都是一个明星城市，这里有很多科技资源，但不应该全面开花去搞，不然深圳怎么办、上海怎么办、北京怎么办?美国只有一个硅谷，中国要造十个硅谷吗?这显然是不可能。对于成都来说，地方政府更多要做的应当是培育和保护市场，保护产权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。成都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的高科技人才来，其实和成都的这种文化环境、生活关系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，而这些都是我们政府具有优势的。

过去三四十年里头，中国有一个非常和平的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，而未来二三十年恐怕这样的环境已经没有了，中国应该更多的依赖自己搞高科技创新，同时要理智的看待高科技创新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做好分工，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更好。